这是朱由检成立国会的目的——
让民众主动纳税和服役。
所以朱由检对公民委员会是很看重的，和负责确定税率的经济委员会，放在同等地位。
为了减轻民众的抵触，他还特意选择陈继儒这个“草民”，负责公民委员会。
他向陈继儒道：
“公民委员会的职责，陈先生应该有所耳闻吧？”
“若有不懂之处，可向刘先生询问。”
请刘宗周仔细讲解，阐述公民委员会的职责。
刘宗周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这些事情，大体梳理好了十五个专门委员会的关系。
尤其是教化委员会曾属于公民委员会，两者之间的职责，最是需要明确：
“教化委员会的职责，在于推行教育，把异族教化为大明公民。”
“大明公民可称为明人或华人，连续三代有汉人血脉、又自认为是汉人者，可以称作汉人。”
这是朱由检和群臣所做的定义，把华人作为国族概念，不限种族民族、只以文化划分——
凡是心慕中华、学习中华文化、使用华夏礼仪的，都可成为华人。
以此吸纳异族精英，增强华夏文明的吸引力。
同时鉴于唐朝异族作乱的教训，明确汉人是大明公民的主体和核心。
异族华人只有连续三代和汉人联姻、拥有六成以上汉人血脉，才能成为汉人，获得完全信任。
教化委员会负责的，就是把异族教化为华人，它在国会中取代民族委员会的地位——
所有异族，都是被教化的对象，民族委员会研究的是如何教化他们，成为了教化委员会下属的二级委员会。
在刘宗周讲解完这些后，朱由检道：
“教化是否完成，不能单由教化委员会定，需要公民委员会确认。”
“惟有认同中华文化、依法纳税服役的华人，才能成为大明公民。”
“公民委员会的第一个职责，就是确定大明公民身份，制定相关法律。”
“它下属第一个二级委员会，就是公民资格委员会，负责和民族相关的国族问题。”
陈继儒听到后连连点头，很是认同这点。
作为江南名士，他对江南士人支持的华夷之辨，自然也是支持的。
甚至下决心迎合他们的诉求，收紧异族入籍——
江南的士绅大户甚至富足平民，都想着使用异族奴婢呢，哪愿让他们轻易入籍成为公民。
如今他被任命负责这件事，正好在草拟法案时迎合他们。
只要想到大明的人以后都要遵守自己制定的法案，他的内心就不禁有些飘飘然，认识到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做官——
自己现在负责的不过是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，就有如此巨大的权力。
那些掌控一个衙门的，又是何等惬意！
心情激动之下，他想着皇帝提出的纳税服役要求，大胆道：
“若是朝廷……地方官府横征暴敛，民众是不是有反抗的权力？”
“昔年葛成抗税，主动自首入狱，苏州民众万人哭泣相送，吴人敬若神明，尊称其为葛贤、葛将军。”
“国会公民委员会，是不是应该保障他们的权利？”
这件事情，牵扯到一桩公案，那就是万历二十九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万历皇帝之命，在苏州私设税官、擅立关卡，被苏州民众驱逐的事情。
从那之后，江南的情况就逐渐失控。到了天启六年的时候，还发生了魏忠贤派缇骑抓捕周顺昌、激起苏州民变。
之后阉党大力镇压，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民众，像葛成一样主动挺身投案。同样获得了苏州人的敬重，张溥为他们写了《五人墓碑记》。
后世一些人把颜佩韦五人与葛成混淆，这就是东林党抗税说的由来。
不过朱由检却知道，两件案子是不同的，中间相隔了二十多年。虽然相互间有影响，却不能一概而论。
它们被混在一起的原因，是葛成出狱后敬仰五人事迹，主动为其守墓，去年病殁后葬在五人旁边。
陈继儒非常钦佩葛成，为其撰写了《吴葛将军墓碑》。
如今提到的就是这件事，想为葛成翻案。
——
朱由检内心对此是很不喜的，他作为大明的统治者，当然不喜欢民众抗税。
但是他又知道大明当前的状况，在市民社会越来越繁荣的情况下，大明的民众已经逐渐觉醒。一味横征暴敛强行征税，只会引起更多民变。
所以他才决定成立国会，给纳税服役的大明公民参政议政资格，通过和民众协商，征收到足够的赋税。
如今陈继儒重提葛成案，他在斟酌之后说道：
“重制礼乐后制定的法案，不用于以往审判。”
“葛成抗税是事实，违背朝廷法度，也受到相应惩戒。”
“朝廷不再追究，不再重审此案。”
这个回答，无疑让陈继儒等人失望，因为他们真的想为葛成翻案，认为他行的是义举。
朱由检看着他们的表情，不得不有所顾虑，拿着之前的抗租抗税政策表态道：
“此前法纪不全，赋税和徭役没有定论，这是朕成立国会和议会的原因。”
“以后，赋税税率由经济委员会定，徭役时间由公民委员会定。”
“如果超过规定，民众可以抗拒。”
“如同租税超过数额，民众可抗租抗税一般。”
这个表态，其实承认了葛成抗税的合理性，因为太监私自征税，显然是不合朝廷法度的。
但是因为当时税收制度不完善，太监征来的税有一部分是补充朝廷用度的，同样有其道理。
所以这个案子根本没法追究，朱由检也不愿多提，他看着五人快速道：
“这些公民的权利，设立公民权益委员会负责，同样作为公民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。”
“所有纳税服役的大明公民，都享有依法纳税服役、依法抗租抗税的权利。”
“发生这类的事情，当地官府和议会必须报上来。”(本章完)